我的詩詞道路

參考書目：

        葉嘉瑩：《唐宋詞十七講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7.1第一講～第七講

內容摘述：

        中國人討論文學作品，習慣把作者與作品放在一起討論，常會因為作者的品格，決定了作品的詮釋方式。文本跟作者到底該以什麼樣的關係聯繫討論，的確是一直以來的懸案，然而我認為，瞭解作者的確有助於理解作品，畢竟讀者本身的經歷或智識，不一定能夠領受作品所要傳達的完整意義。但是保留讀者自由卻是必要的，好的作品能給不同層次的讀者，在不同的時候有不同感發的力量，侷限讀者想像的能力，不該是批評者該作的工作。

        在瞭解葉嘉瑩評論詩詞的系統與特色前，必須先瞭解王國維和顧隨如何講述詩詞。

        王國維論詞以不隔為尚，他喜歡以一句詞人的詩詞，作為對該詞人風格的總評，他在意的是詞的境界，能否直抒心中情感。

        而顧隨喜歡以禪喻詩，一任心境、歷練解釋詞，這種講解詩詞的方法固然能跳脫傳統文學批評僵化、刻板的窠臼，卻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國學底子，否則只是流於虛浮空泛的無的放矢。

        葉嘉瑩教授所走的研究路子，恰好就是汲取這兩家之大成，不過她並不止於不隔而已，她也能欣賞經由思路安排、鋪陳線索的賦詞。她走的也比苦水先生更遠，因為曾在國外教書，所以她能利用西方文學批評的理論，賦予更寬廣的解析角度。

葉嘉瑩看詞：

        她說詞是歷代文學體裁中一個奇特的文學體式，因為詞之起源，並沒有任何倫理和道德的意識在其中。而且詞之緣起，就是民間吟唱的新興音樂，是文人寫給美麗的歌女歌唱的歌詞，是遊戲之作，卻也因此反而能見作者的本真。許多在廟堂之上必須迂迴轉折的真面目，只能在無害大雅的遊戲中，才能展現真性情。

        她又把詞分為歌詞之詞、詩化之詞、賦化之詞，前者是春花秋月、感物而發的愁，詩化之詞是言志，賦化之詞是鋪陳的埋下線索。不論何者，在北宋都已經發展完成。然而因為歷史的發展脈絡跟社會風情，到了南宋，賦化之詞逐漸成為詞壇的大宗，率性任真的詞風逐漸式微。

論溫韋：

        葉嘉瑩說，溫庭筠是典型客觀的詞人，而韋莊恰恰相反，是典型的主觀詞人。

        溫庭筠是詞之尹始最典型的作者，他處理的內容，是標準的遞花間之杯盞。加上他所處的環境是整個唐朝最頹敗之際，皇帝為家奴所控制，宦官仇士良把持朝政，雖有宣宗力圖中興，不過為時已晚，宦官的權勢依舊掣肘皇帝、甚至肆意屠殺知識份子。身處其中的溫庭筠，自然有無處揮灑的困境，他有才情，投靠的權相令狐綯卻絕對不是伯樂，不肯讓才氣縱橫的溫庭筠嶄露頭角。溫庭筠多次為令狐綯所做的菩薩蠻，獻到皇帝面前卻成了才氣粗陋的令狐綯手筆，一身傲骨的溫庭筠自然不能接受，換做別人，也許忍氣吞聲，仰人鼻息度日的溫庭筠，選擇的卻是將這件醜事公開。

        生在一個不擁有言論自由的時代，是有才情之人的悲劇。既然是寫給宮廷的宮閣之詞，就不能有個人抒志的情感。所以時人批評他的詞沒有內涵，流於思婦愁情，而無所可取，卻忽略了他就是以幕客生涯求生的人，他所做的，大多為官人酬唱之用，他不是沒有對時事的寓寄，只是只能暗合於詞之中。我覺得溫庭筠是個矛盾之人，他有基於自尊必須反骨作對的事（考場為人作弊、任科場考官選真正有才情的人，刻意將作品張貼示眾），卻也有必須迎合當道的無奈。是悲劇的環境造就了他反骨的性格，

        而他的詞，多少將一些反省的情緒，不過他操作的手法，是運用層層的修辭，是沒有主詞的力量去寓寄的，或許當他在下筆的時候，多少受了自己在環境中許多無奈的掙扎後，反省之餘悄悄蘊藏的。總之身為一個詞人，溫庭筠是故意用非常客觀的角度去大量製作的，這一點就跟官運比較順遂的韋莊不一樣。唐代取士不全然只靠才情，如果長相醜陋到了吏部，往往還是會被刷下來。有鐘魁尊號的溫庭筠，官運之坎坷，自然是人人心知肚明，而韋莊卻在年輕的時候以秦婦吟秀才聞名，創作的心境、寓意寄託的感情，自然不可相比擬。所以雖然兩個詞人都沒有有意識的將詞推向個人心志、對社會報復的展現，但是溫庭筠的大量製作、韋莊詞的質感與真摯，卻是將詞從詩餘推向士人大量創作的先驅。

後主與正中

        葉嘉瑩說李煜是個任真不能反省的詞人，相比之下，馮正中的作品就遠比李煜抑鬱，他把對朝廷宗廟的憂國，不自覺的投入在他的作品之中，無意的流露他的無奈與莫可奈何。

        但是畢竟是在生命中經過歷練的人，馮正中最難能可貴的，在於他能夠在要跌落谷底的時候，止住下落的勢子，將生命中低落、不可負荷的感情一轉而為繼續行走的動力。馮正中沒辦法為關於生命中那些難堪之事解答，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，於是只能將生命的疑問、自嘲與希望，附以閑詞之中。

        也因為這樣，他把原本用來只為花間美人、貴冑公子調笑取樂的豔詞之樂，拿來作個人對自然、閑愁的書寫，擴大了詞的境界，於是一開詞的方便之門，讓後世的人可以隨心而至，感情不再只限於兒女情長、閨門相思。

        然而他的感情不是沒有，只是處理的很幽微，所以葉嘉瑩說馮正中是最難講的一個詞人。

        他用情的姿態是盤郁極深，有意識的層層疊加，直至纏綿忠厚。所以批評者才會說馮正中的情感有俊跟深之分，而歐陽修跟晏殊各得其一。

        王國維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。但是李煜本人並不是一個懂得反省的人，他只是天性任真，投情入詩而無意識，他並不是一個刻意將詞詩化的作者。他只是單純的把稚子的感情，投入在他所遭遇的任何環境，所以他只能給予直覺的反應，並不能咀嚼、有所反饋，這就是後主的感情，直截而下，無法迂迴、無法深沈。所以當他回憶倉皇辭廟日，當他面對亡國之君的痛苦，他只能揮淚對宮娥，他可以面對那些傷感，沒有能力處理，也沒有能力昇華。

        只能說後主之詞，情深而純粹，不夠正中的深邃與關照，雖有仰人鼻息的苦楚，提高了後主書寫的層次，但是缺乏理性的經營與面對，感發與動人的力量，就沒辦法回甘，一洩而下的感情，沒有收回的餘韻、無法迴盪產生共鳴，是非常可惜的。

        對現在的我而言，清俊動人的詞固然是好的，能夠賞玩，掀起感動層層如同漣漪的詞卻更是好的。

        所以後主之詞固然不錯，但是在吟詠之後，卻不及正中詞讓我愛不釋手。或許就像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，後主的無奈既然無從說起，就讓它隨江水流去不復返吧！何必留在心中反覆跌宕這種悲痛無法遏止、沒有解答的痛楚呢？